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创始人还处于依靠机会和大胆而成功的年纪，他们并不缺少优异的洞见能力，能够预测到市场的起伏和国家政治的风向。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将这种洞见能力传授给自己的继承者。

   他们不把自己和企业的安全寄望于法律，而是寄托于为人处世的事上，公司本身才是财富的最好和最有效的保存方式。那么，如何使公司本身得以基业长青？

   我们先看看GE、宝洁这些优秀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做的：它们拥有一套优秀的价值观，并依靠它来培养和提拔一代又一代的CEO，它们不是一味地注重利润的获得和规模的扩张，而是认为，只要保存公司的核心员工并设计恰当的运作方式，利润必将随之而来。

   但是在中国，企业的命运更多取决于企业家的思考。如果企业家不成长，企业就无法成长。一部企业宪法，或许可以使企业做到从企业家文化向企业文化过渡，并有效地保存企业的核心。

   《华为基本法》、《华侨城宪章》和《迈普之道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。企业立宪的初衷和封建王朝君主立宪的想法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：它是对君主天然获得的统治权力以法的形式给予再次确认和尊崇；它是对君权的某种约束，但更多是帮助君主更好地实施统治；它确立了整个王朝的统治基础和原则，并试图遴选出那些忠于君主的臣子。

   任正非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他希望华为可以摆脱对市场、技术和人才的依赖。他没有明说的更深原因是，希望华为能够摆脱对他的依赖。就像《基业长青》一开始写到的那样，优秀的企业家总是希望自己能够“造钟”，而不是“报时”。

   而在现实中，我们看到的令人悲哀的现象是，大量企业以追求利润和规模为远景目标，为此它们不惜与资本媾合，并寻租政府权力；它们经不起人事动荡的反复折腾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带来大规模的清洗和肃反，并改换管理体制；它们建立的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组织，管理者和员工是依靠利益交易的关系暂时聚合在一起，企业成为赚钱的工具和机器，公司政治成为主导企业发展的隐性力量。整个企业变成企业家的小朝廷，根本没有“法治”可言。

   如果能够拥有百年的公司历史，这本身就足以傲人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中国的企业家们就需要从单纯追求利润和规模的误区中走出来，好好想一想，是否需要一部企业宪法，来使公司本身得以永续保存。